振聋发聩：清朝实亡于洋教，从清末直隶唐山的教案说起

我发现很多人都不喜欢清朝的历史，包括我在内，特别是晚清的历史，因为清王朝经过两百年的稳定，统治者早已没有建国时期开疆扩土的豪情，早已习惯于安逸稳定的天朝生活。

可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西方列强带着坚船利炮来了，清王朝被迫开国。经济上惨遭掠夺的同时，国外的文化也蜂拥而入，有进步的科学民主思想，也有侵略性很强的各种宗教思潮。

面对政治经济上的入侵，腐朽的清政府采取苟且偷生的维稳心态，以出卖主权来换取一时的苟安，什么割地、赔款、通商，歪果仁在中华大地上取得了高人一等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

面对文化上的入侵也是如此。康熙雍正的时候清政府多有霸气，直接就查封教堂禁教了，乾隆对传教活动更是严加取缔，要传可以，只能去澳门。

但道光以后，文化战线就扛不住了，各国各派的教会势力在中华大地上大肆跑马圈地。随着教会势力的不断发展，与当地民众发生的纠纷越来越多，这就是晚清教案，光有案可查的多达1996起。

光绪年间（1873年），在直隶省（今天河北省）永平府治下（今糖山市内），就发生过很多起教案，其中有一起还是因为某教教徒依仗特权、拒绝地方收费而引发了一场血案。

中国人古代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多种思想为补充，不排斥、不对立，和谐共荣。还有一个庙堂里同时供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雕像的奇景。

这种奇景也只能在我种花家存在，比如烟台塔山的太平庵，原本是道教分支全真教的道观，却三家都供上了，而且释迦牟尼还在中间。

这是因为当年全真教的道士，实在打不过少林那帮和尚，没办法还得和气生财，所以就把释迦摩尼放中间了。孔子的儒学虽然是主流，但是读书人更不爱打打杀杀，压根就没搀和这事儿。

我猜想，要是耶稣还有中东那位不介意，中国人更不介意挤一挤，多加一个位置。但是难点在于，基督教和伊撕兰教（本身也没有圣像）都是一神教，要把其他的神佛全赶下去。

中国人敬的神比较多，而且多是历史真实存在的，其实可以看做是祖先中功绩比较突出的人，羽化成仙了，比如黄帝、炎帝（太阳神）、关羽（武财神）、秦琼、尉迟敬德、孙思邈、岳飞等。

所以中国民间的庙宇寺院非常多，遍布城乡，西方的传教士初来乍到，几乎惊掉了下巴，羡慕嫉妒恨，心想：要是全部改成教堂该多好。

这么多庙宇，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破坏。在古代的中国民间，一项重要的积德的工作，就是修庙。在地方的社会生活中，这是一件大事，各地从官府到平民百姓都很重视。

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庙会，我们老家基本上每月都有。庙会期间，还会搭棚唱戏、歌舞喧闹、进香拜神、或者祭天祭祖。

我们老家正月的大伾山古庙会，那更是非常热闹，全国出名，大家可以去看看，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

但是修庙和各种庙会的钱哪儿来？一种是公开募捐，这个可能还会立碑；另一种方式是按照地亩或者按人头摊派，这种做法流传千年之久。

问题出现在洋教入侵之后，因为这些洋教是一神论，不承认其他神，要求免摊。但问题来了，教民和非教民在其他方面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属大清子民，同住一个村子，共同分享各种自然与人文资源。

举个例子，直隶的很多教民虽然不参与修文庙（孔庙），但是仍然积极参加科举考试。教民虽然不参与求雨，但是享受龙王的恩泽（他们这么认为），在非教民来看，他们就是凭借信教，来逃脱更多的费用，违反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老规矩，实在忍无可忍。

但是教民却心安理得，风调雨顺了是耶稣的功劳，金榜提名了，是上帝的功劳，凭啥要摊派。或者有的人压根就是假信教，家里偷偷拜佛，也参加庙会，但就是以信教为由逃税。

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常常因此整的面红耳赤，甚至大动干戈，最后免不了一纸诉状，告到官府。更有甚者，有教众依仗洋人在不平等条约中攫取的特权，欺压非信教群众。

1873年，直隶省的唐山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件，要捐修文庙了，但教民不肯，他们这部分费用一直收不上来，但工程还是开工了。

后来有神甫（教会头头，地方宗教领袖），巧了，也姓杨（咦，为什么要说也呢？），被收费的差役堵到路上了，必须把费用补齐。

杨神甫一下怒了，双方打起来了。结果杨神甫第一时间选择的不是去告官，而是喊来了100多教众，把县里的捕快痛扁一通，逼捕快下跪，还不满足，还把刚修好的文庙给砸了，并扬言啥时候修好，会再来砸，就是这么嚣张。

砸了还没完，他们还围攻县衙，到县衙门口静坐，要求赔偿，巧了，也是500万两银子（咦，为什么要说也呢？）附近的比如山东的、河南的教会势力听说后，纷纷赶往直隶进行声援。

事情闹大之后，从知县到知府，都吓坏了，因为他们不敢得罪教会势力，教会势力背后是洋大人，惹不起。处理不好，引起朝廷动怒，那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幸好这个案子惊动了朝廷第一排，巧了，也是李中堂（李鸿章）。李鸿章态度非常坚决，坚决捍卫大清法律的尊严，朝廷的脸面、以及师道尊严，把神甫杨武魁打了80板子，然后勒令补齐所有教众的费用。

但问题是晚清遇到的教案太多，不是一个李中堂能管得过来。整体上，清朝的各种教堂越来越多，有时候抢占农村土地、甚至强租其他地方改作教堂，拖欠资金。

比如1864年柏乡县赛里村，教民霸占观音寺设立传教点，1864年5月，宣乌山庙会期间，村民要在观音寺施茶，被教民驱逐引起纠纷。

浙江还发生过基督教教堂占用了孔庙，湖郡孔庙及尊经阁被教堂占据。浙江安吉县发生过基督教与龙神的冲突，教徒把龙神神龛推倒，湖南沅江也出现过教堂占用佛教白玉庵的教案。

在纠纷中，还发生过神甫勒索房东的事情，神甫说：我，神甫，打钱！巧了，也是10万两。

为啥晚清洋教如此猖獗？

 第一，国外来的传教士中，鱼龙混杂，有的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目的性，但还会装模作样做慈善、办学校、办医院。（但传教士中也有真好人）。

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传教士的目的性了。

1846年浙江巡抚刘韵珂在1月的奏折中指出，窃以为天主教之驰禁，不在外夷，而实在内奸，且不在目前，而实在日后。事实证明，他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再后来清朝对外交战的时候，传教士会迷惑教众与列强合作，为共同的宗教而战。比如中法战争，越南教民追随法军攻打清军的例子比比皆是。

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更是如此，八国联军还没打进北京，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竟然网罗了数千名中国教徒直接与义和团武装对抗，跟洋兵一起在城内挖战壕、修工事，协同作战。

更可恶的是充当间谍，化妆潜逃递送情报。1900年，由于电讯被中断，电话线被掐，北京城内的洋鬼子和传教士，就利用中国教民同侵略军来回通信。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教民“功不可没”。攻入之后，一些教民又成了带路党，哪家有钱，哪里有宝贝，谁家有美女，他们都知道。鬼子抢东西，他们帮着抬。鬼子搞强奸，他们帮按着。

教民刘容境说：搬家后没几天，就听说别人到西什后库抢东西，我母亲和我们姐妹们也都去了，我舅舅一个人就抢了好几挑（扁担）。我姐姐的嫁妆钱就是这么凑的。当时的修道生和若瑟会的修女们也四处抢东西。

其实教会势力的渗透，是给列强培养自己人。日本没有基督教，但是大肆传播日本佛教。甲午战争后，大量的日本（假）僧人大举入侵中国，以布道传经为名，搜集情报，培养亲日势力，为侵略做准备。

第二，教会发展并不顺利，因此他们吸收了大量地痞流氓来充当打手，壮大自己影响力。

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家国思想、家族观念、家庭观念非常深重，一般的家庭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信洋教被视为背叛，离经叛道、背叛祖宗，因此传教比较困难。

但是游手好闲、吃喝嫖赌的地痞流氓等恶势力，却不一样，他们本来就游走在社会的边缘，只要给钱，给利益，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而且他们把教会当做保护伞，逃避朝廷的打击，因为教会通过不同等条约获得了不少特权（治外法权），有啥事往教会一躲，万事大吉。

有几个横行乡里的地痞教民是全国出名的，比如河南泌阳的属宋庄教民宋福桂，浙江的山阴天主教民韩午其，一个月敲诈了2000多两白银。

第三，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教会纠纷，甚至故意制造宗教纠纷，借以敲诈勒索清朝朝廷，索取大量政治利益。

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就是马神甫事件为导火索；德国强租胶州湾，就是以德国传教士被害案为由。

第四，清朝末期没有了入关之初的锐气，很多优良传统丢失，在跟宗教势力交涉的过程中，为了稳定，一味退让，按闹分配，让对方得寸进尺，最终影响了朝廷的权威。

晚清教案的频发，激化了内部矛盾，耗尽了晚清的精力，透支了朝廷的威信。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教案而起，比如八国联军的借口就是镇压义和团，义和团的兴起，就是因为反洋教。

矛盾激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洋教仗着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很多特权，导致他们蔑视法律，蔑视朝廷，蔑视所有非信教的民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写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莫名的伤感，为祖国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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